男女雙方訂婚后，又因關系惡化而決定取消婚約。那么，男方在訂婚時給付女方的現金、金飾以及微信轉賬等共計50余萬元是否屬于彩禮？可否主張退回？近日，上海第二中級人民法院（以下簡稱“上海二中院”）審理了一起婚約財產糾紛案件。

訂婚后又取消婚約

2023年1月，劉先生與沈女士相親認識后，感情迅速升溫，很快便按照老家習俗商定了訂婚事宜，并在當月舉行了訂婚宴。

訂婚宴當日，劉先生及其父母給了沈女士及其父母現金43萬余元，其中部分錢款標注了明確用途，比如女方衣服錢3萬元、肉面錢1萬元等。此外，劉先生還為沈女士購買了金手鐲、金手鏈、金戒指、金項鏈、金掛墜等價值共計5.1萬余元的“五金”。舉辦訂婚宴的3.5萬余元費用也由劉先生支付。

此后，劉先生還曾多次向沈女士轉賬，金額分別為5200元、520元、1888元、1314元等，轉賬說明中有“消消氣呀、老婆收、情人節快樂”等，共計2.6萬余元。

然而，在后續相處中，雙方因瑣事導致關系逐漸惡化，最終取消婚約。劉先生認為，他和父母先后給予沈女士的50余萬元財物均屬于彩禮，沈女士應當返還。但沈女士認為，50余萬元財物并非都是彩禮，其中有一部分是男方為表達感情的贈與。雙方未能就返還數額達成一致，因此涉訴。

一審法院經審理后認為，劉先生訂婚當日給付給沈女士的43萬余元現金及首飾，符合婚嫁喜事習俗，可理解為受法律規定調整的彩禮形式。雙方最終未辦理結婚登記手續，沈女士方應予以返還。根據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〈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〉婚姻家庭編的解釋（一）》第五條規定，結合雙方交往時間短暫及案件實際情況，一審法院判決由沈女士返還劉先生41萬元，并退還“五金”首飾。

一審判決后，劉先生、沈女士均不服，向上海二中院提起上訴。劉先生認為，應當全額返還50余萬元財物；沈女士則認為一審判決返還的比例過高，應當降低。

一審判決結果并無不當

在上訴過程中，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涉彩禮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》（以下簡稱《規定》）正式施行。合議庭認為，本案共有兩大爭議焦點。

爭議焦點之一是，彩禮的范疇如何確定。《規定》第三條第一款規定，可以根據一方給付財物的目的，綜合考慮雙方當地習俗、給付的時間和方式、財物價值、給付人及接收人等事實，認定彩禮范圍。此外，《規定》第三條第二款明確了幾類不屬于彩禮的財物，包括：一方在節日、生日等有特殊紀念意義時點給付的價值不大的禮物、禮金；一方為表達或者增進感情的日常消費性支出；其他價值不大的財物。

本案中，劉先生轉給沈女士的2.6萬余元，附有轉賬說明 “消消氣呀、老婆收、情人節快樂”等字樣，是雙方戀愛期間的消費支出和為了增進感情的一般性贈與，不具有按照習俗給付彩禮的目的，不屬于彩禮范疇。

對于劉先生訂婚當日給付的43萬余元現金，合議庭認為，劉先生雖然對該部分用途予以了標注，但均在訂婚當日以現金形式給付，具體用途也由沈女士掌控，因此綜合考慮給付的時間、方式，均應認定為彩禮。同時，本案中價值5.1萬余元的“五金”應屬于典型的實物彩禮。

關于劉先生支付的3.5萬余元訂婚宴費用，由于雙方當事人都確認訂婚是當地習俗，且雙方就舉辦訂婚宴達成一致意見，該部分的費用是男方自愿宴請親朋所作的花費，并未約定應由女方分擔。因此，這部分費用不屬于彩禮的范疇。

爭議焦點之二是，劉先生給付的彩禮是否應當返還，返還比例是多少。《規定》第六條規定，雙方未辦理結婚登記但已共同生活，一方請求返還按照習俗給付的彩禮的，人民法院應當根據彩禮實際使用及嫁妝情況，綜合考慮共同生活及孕育情況、雙方過錯等事實，結合當地習俗，確定是否返還以及返還的具體比例。

本案中，劉先生主張沈女士借婚姻索取、騙取財物，應當予以返還。但是事實上，劉先生與沈女士已訂婚并有短期共同居住史，沈女士并非借機索取財物，收受彩禮后也未潛逃或無不正當原因悔婚，因此不屬于借婚姻索取財物的情形。同時，雙方因感情不和等原因未能實際締結婚姻，不宜認定哪一方存在過錯。

合議庭認為，一審法院的釋法說理與《規定》精神相符，一審判決結果并無不當。

最終，上海二中院判決駁回上訴，維持原判。

新民晚報見習記者 陳佳琳 通訊員 褚虹